●紧急撤诉：是谁成了撕裂亲情的“帮凶”
“我不告了！”2005年8月中旬，胡青突然提出撤诉。
原来，胡青觉得小保姆之所以底气十足，是因为有《公证遗嘱》撑腰。她猛然对长沙市公证处进行《公证遗嘱》过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。
胡青翻阅了司法部《遗嘱公证细则》，其中规定：公证员询问遗嘱人时，除见证人、翻译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得在场。而当时张爱兰却出现在公证现场，她既是翻译人员，又是见证人，还是被赠与人员，胡青认为遗嘱公证过程如同儿戏，非常荒谬、滑稽。
《遗嘱公证细则》规定：遗嘱人为老年体弱、危重伤病人，公证人员在与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录像。但长沙市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却没有这么操作，所以不能够体现胡宗良的真实意愿。
颇令胡青费解的还有，公证处在实体处理上竟把她母亲的遗产也一锅端地公证给了保姆。
胡青两姐妹找到长沙市司法局申请复议，要求重新进行公证。
在长达几个月的等待中，2005年11月下旬，长沙市司法局终于作出答复：鉴于长沙市公证处在公证胡宗良遗嘱中确实存在问题，同意对该遗嘱进行重新公证。
得到消息的胡青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在长达一年的争吵与诉讼中，她感到身心疲惫。为了处理父亲的遗嘱问题，胡青暂时放下了在深圳的工作，长期居住在长沙。
2005年12月6日，胡青又买了一束康乃馨放在父亲的遗像前，默默无语两眼泪。她反躬自省：“也许女儿自认为做得不错，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弄懂老人的需要，让父亲冷了心。人到老年，父亲渴望的是精神慰藉，而两个女儿一个比一个远，久而久之，朝夕相处的保姆就代替了摸不着的亲情。”
胡宗良的二弟对兄长处理骨灰的方式至今仍难释怀。周年忌日，他在胡宗良的遗像前念叨：“哥哥，你和小保姆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，我们管不着，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岂能被忽悠羞辱？一个人活在世上都应为自己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负责，否则死后的灵魂又对得起谁呢？”
截至发稿时，小保姆张爱兰仍然住在胡家，部分家具已被其转移，在官司尚未审理结束的情况下，她将死者的存款一笔笔提前支取。长沙市民有人唏嘘：无论张爱兰是一个善良诚实的雇工，还是一个工于心计的“演员”，无论官司最后鹿死谁手，这场诡秘的遗嘱风波对这个28岁的小保姆来说，无疑是一次良知的洗礼。
编辑：不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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