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4、我决定冒险
在中国，人事调动是最难的事，以前国家为了防止人员流动，不仅设立了户口、粮本、人事档案、还有布票、粮票、肉票、醋票、烟票，买一斤豆腐也要拿副食卷。改革开放后，虽然取消了许多，但转户口调工作还是一件极复杂的事，尤其是我，明明结了婚，还要说自己未婚，要是有人多句嘴，那我就穿帮了，那几天我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但也有一种冒险的快感。
户口调转的路真长，先要从古城调来我的档案，审查。
调档通知到国棉五厂，焦校长已退二线了，突出政治的风也过去了，政校也没了，工作由新来的李书记管，新人不知道有张啸寒这个人，就问焦校长，焦校长一听，说：“这小子不是在养病吗？怎么跑深圳去了？”转念一想，也好，走得远远的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就让李书记把档案寄过来。五厂那几年感到纺织不赚钱，就想跳出围墙天地宽，搞多元化经营，一会儿搞高科技，一会儿养鸵鸟，一会儿做可乐，做出来的可乐黑乎乎的，工人叫“墨汁”没人喝。纺织厂丢开自己的专项去做陌生行业，花了一大堆钱，崽卖爷田不心疼，亏得一塌糊涂，员工发不出工资，闹着要卖机器发工资。厂里正在裁员，要是我不走，厂里还要费力给我做工作，劝我下岗，给我赔偿我自己提出调走，正好卸了包袱，所以一路绿灯。
档案很快寄来审查合格了，我向劳动局交2万元增容费，交了钱才下调令。调令上写着我的个人情况“未婚”。我的心又悬了起来：我在原单位是“名人”，是臭得出了名的人，厂里没有人不知道我写小说骂领导让人告到法院丢了工作，老婆跟别人跑了。这次弄虚作假调户口，厂里人要是稍微注意一下我调转材料婚姻状况一栏，那可就真是鸡飞蛋打了。不过，我还是决定再冒一次险。
我怕托古城的朋友替我办调转节外生枝，看了调令哪个朋友冒出一句“老张怎么写的未婚”，那可就全完了，2万元增容费也白交了。还是自己办稳妥，宁肯破点财，就向井甲公司请了假，揣着深圳的调令，回到了阔别几年的古城。
见到了以前的同事，他们还是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，而且活得四平八稳。人事部换了一些年轻人，只看调令的文头和大红印章，没人认真核对内容，只是走个形式。看我能调到深圳，很羡慕，纷纷问我是怎么调过去的？深圳还要什么样的人？
别的还是老样子，办事松松垮垮，连公交车也是慢慢腾腾，开一站停下，等一会儿乘客，再开，过去在古城生活几十年没感觉公汽慢，可现在我已养成了深圳人的习惯，计划用下午三个小时跑粮油站、派出所、劳动局三家单位，结果连一家也没跑完。粮油站管粮油关系转迁的那位女干部，下午上班时间早过了，门口等了一群人却不见她人影，办公室铁将军把门，一打听，她是副区长的小姨子。
我已经一点都不适应家乡的工作环境了。
好不容易求国棉五厂写了一份工作鉴定，还按深圳的要求专门写了“六四”时期的工作表现和没有参加法轮功的证明，五厂要我把党组织关系也转走，我说“我们是民营企业，没有党组织，没法接收，就不转了。”书记一听，大为恼火：“你到了深圳就不要党组织了？深圳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吗？你说？”跟这些只见过井口大的天的人有什么讲的？他不嫌麻烦想转就转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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