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、祸不单行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那本来还算温馨的家。
俗话说：“祸不单行。”刚离了婚，又遇上精减机构，我所在的工业局突然解散了，人员分流，就地安置。过去局下属的那些国营纺织厂长们见了我，总是点头哈腰地叫“张秘书、张秘书”，现在机关不存在了，几百干部没地方安排，企业马上变了脸：“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干部”。
我只好放下架子去求那些厂长：“不论做什么，只要能有事做就行。”厂长没听完就把嘴一撇：“我们不养看报纸喝茶的。”真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，也有好心的朋友劝我：“你有文凭、年轻，又能吃苦，何苦窝到这儿受罪，趁年轻到外边闯去，路子宽着呐”。
我有时也真想丢掉这铁饭碗不要了，“家鸡有食汤锅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”，南方深圳、温州经济发展如火如荼，许多在内地吃不开的人到那里发了财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去试试。可真要让我丢下这干部身份，到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找工作，实在没那个魄力。
人都有惰性，尤其是我，不逼到山穷水尽是不会动的，吃不起肉吃咸菜一样能活，反正上面会有安排，不会把我饿死，没有好位子坐，总有个烂位子吧，我不相信一个大学本科生会没地方安排。后来组织出面，总算把我安排到国棉五厂党委政治学校工作。这时纺织厂早已从“摇钱树”变成了“苦菜花”，可毕竟是国营大企业，总比别的同事分到街道小厂还强的多，每年不管工作好坏还能长一级工资。虽然一级工资只有八块钱，我很满足。
政校的焦校长，是一位50多岁的小老头，一张皱皱巴巴菱形的脸上架了副眼镜。这个人解放前15岁就参加了革命，解放后不久又被送到大学中文系进修，正好跟我是一个大学一个系一个老教授教出来的。在上大学时，他可是个活跃人物，吹拉弹唱、跳舞照相样样能来，而且能写一笔好字，也爱卖弄。57年大鸣大放时，班里有个学生给校党委写了篇大字报，请这位“书法家”代抄了一遍。谁知反右斗争席卷全国，一下给他定了个右派，下放到小学当了个“娃头”。正当美好的年华，却带了20多年的右派帽子。眼看着青春已过，华发早生，他多么丧气，尤其是每天拿着大扫把扫马路、扫厕所，被过往的学生骂“臭右派”、吐口水，稍有运动就被戴高帽子押上台批斗的滋味更是难熬。有天气愤不过奋笔写下了四句诗：
树老皮厚心未干，世人莫要当柴砍。
有朝一日时运转，枯树开花赛牡丹。
偏偏他的“变天账”被自己老婆看见了，这位急于划清界线的积极分子马上拿着“战利品”交给了军代表。这下，右派的头上又加了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。“文革”后，他总算评了反，由小学教师升为中学教师，又赶上文凭热，当了纺织厂文教部的主任，可天公不做美，就在这时，发生了“六四学潮”，厂子弟学校的学生也打着旗子、举着标语出去游了一圈。“秋后算帐”牵扯上了焦先生，他是文教部的主任，当然脱不了干系，被撤了职。“六四”后厂里加强党委工作成立了党委政校，焦先生闲着没事，就当了校长，实际政校只有三个人。
才掌了几天权，印把子还没暖热就又丢了，而焦先生这种人让他把手里的权再丢掉，比要他的命都难，他又气又恨又无奈。说起来他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，写了一辈子文章，却没一篇象样的，特别怕下属谁出了名，超过自己。在中国，儿子比父亲强，父亲从心里感到高兴，而下级比上级能干了，上级就从心里隐隐作痛，并且会不知不觉的得罪一大片人，瞅机会大伙就会把你按下水去，这就是中国国营企业的特色。我刚到政校，报社约我写篇稿子，焦校长见报上居然有自己下属写的文章，他不敢惹报社，却能在政校办公室抖威风，什么“我用脚拨弄两下都比你强，”“也不看看你是啥样子，才来两天就想出风头，”“你看厂里哪个科室的干事发表文章敢不把领导的名字属在前边？”也该出事，这时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小说《老树》，书中描写了一位老领导如何压制下级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，焦校长一张状子把我告到了法院——“侵害名誉罪”。我也确实有此害怕，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焦校长平时骂我们年轻人的话，特别是他平时干的缺德事，熟悉的人一看就知是谁。
庭辩时，我请的律师问焦校长：“你认定张啸寒在书中写的那个领导是你吗？”焦校长答“是！”“你承认是你，做了这么多缺德事，做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，我认为你不应来告张啸寒，应该先向组织讲清自己的问题。”焦校长慌了，忙辩解：“他写的不是我！”“不是你，为什么你告他侵害你的名誉？”官司草草地收了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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