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1988年的下半年，大哥就经常回浙江，在酒厂的时间很少。每次回酒厂，他都很兴奋，整天滔滔不绝的说话，人也消瘦了许多。快过年时，大哥大嫂一起从浙江回来，我看见大哥的脸色很难看，大嫂经常强迫他吃药，他经常一个人傻傻的坐在凳子上不说话。
后来，我听他们讲：大哥的精神病又复发了（大哥在他19岁时曾当村里的植保员，在那年夏天给水稻喷甲氨磷农药时不慎农药中毒，经抢救后留下了这个后遗症）。然后我大嫂说：我们酒厂已经亏了很多钱，现在你大哥生病了又要花钱，我们现在只能把酒厂给关了。过完春节，我们所有的人全部回浙江老家。
1989的正月初三,我一个人两手空空的从上海转道回到家乡.
因为离开家乡将近一年,我足足长高10厘米多,回来时邻居居然不认识我了.
我到家后没有几天,我大哥大嫂二哥他们就全部回到了家乡.因为合同期未满,他们是趁天黑时拿了些值钱的东西偷偷的跑回来的.至于厂里的固定资产,原料,成品等就一概都不要了.
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酒厂究竟亏了多少钱,估计应该有十几万吧.1988年的十几万应该要远远地超出现在的一百多万.
由于酒厂的钱有一些是通过家里的抵押担保从信用社贷款的,有一些是私人借款.总之,经过酒厂的这么一折腾,我们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了.
时间正好过去了一年。现在，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回学校继续上学，另一条是跟我大哥二哥一起出去打工以赚钱还债。看到满脸皱纹的妈妈，看到日渐憔悴的大哥，看到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小侄女，我义无返顾的选择了后者。尽管我知道我选择的后果，但是我至今依然无怨无悔。
三、我的打工生涯
1、16岁的民工
1989年，我正好16岁，每天清晨当我以前的小伙伴们背起书包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已经拿起铁锹锄头出现在了建筑工地上。
第一次上工地时,我几乎不跟任何人讲话,内心的孤独与压抑难以宣泄。我一个人默默的挖泥，默默的想，我知道：这一步走出去，以后将不会再有机会回头。
我的理想终于终结，我内心深处不停的抗争，矛盾，痛苦，绝望。每天中午我回家吃饭时，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吃，也不讲话。可能就是从那个时侯起，我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起来，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。那时我看谁都不顺眼，一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。有时听到旁边有人议论，总是怀疑人家是不是在议论我。我变得孤独、敏感、脆弱。
我在离家约1公里的一个工厂的工地里打工.工地造房子，我们几个天天拿工具挖泥。
工地里男男女女有很多，大家有时会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。我只听不讲话，时间久了，他们也不以为意，渐渐的我在工地上成了一个透明人。
终于有几次，工地上的人讲到了我哥哥的事情。对这个事，我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小时候，我大哥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我不允许有人在我的跟前讲我哥哥的失败经历。
听到他们讲后，我觉得很自卑，有些无地自容。我回家对妈妈说：我不去工地了。妈妈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但同意了说：我到其他地方打听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工作。
那段时间我在家里闲着,就帮我妈妈挑水挑粪浇菜,这时我爸爸也不叫我到他店里帮忙了。我空闲下来后，就开始写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记日记。我幻想着有一天可以通过写作来赚钱，并以此跳出农门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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