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病相怜，草率进围城
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于辽宁某山区小镇，在农村长大的我深知不学无术的艰辛。初中毕业后，我进入家乡某培训中心学习厨艺并考取了相应的厨师资格证书。后来我还掌握了驾车技术，考取了小车及货车驾驶执照。在当时很多人眼里，我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性。然而在婚姻路上，我却一直与辛酸和泪水相伴。
2000年初，与前夫一段短暂的婚姻宣告失败后，我独自背起行囊到某建筑工地从事驾驶货车运载材料的职业。自信美丽及勤快能干的我很快成了工地上的焦点人物，很多男工人在下班之后有事没事的总喜欢找我聊天，我觉察出他们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——想与我处对象，他们中有建筑工程师、包工头、一般工人等，其中不乏优秀之人。当时的我想到自己刚刚在婚姻路上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应该慎之又慎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切勿再经历失败的婚姻，因此，我对男工人的热情表现非常冷淡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又何尝不渴望有一个能让我依靠的男人为我排忧解难、遮风挡雨。
在工地上干了两个多月后，外表稳重大方的王亮走进了我的生活，他来自梅州兴宁，在工地上从事预算、出纳等工作。由于工作的原因，我们经常碰面。从他口中我得知：他的妻子已过世，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做娘地拉扯着两个儿子及一个女儿，现在女儿已外出打工，两个儿子仍在念初中。我深感与他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于是惺惺相惜，很快拍起拖来，彼此的关系迅速明朗化，我们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到工地附近的田间小道散步、聊天。虽然我们没有同居，但在很多人眼里，我们俨然是一对准夫妻。
2001年春节，我随王亮回到他兴宁的家。虽然他的住房就几间低矮破旧的瓦房，但当时的我认为：只要两人真心相爱、同甘共苦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心甘情愿，为家庭劳累
初进王家，一家人都对我尊重、热情有加。王亮深知我初来乍到、人生地不熟，对我总是嘘寒问暖、关怀备至；三个孩子虽然一时半会转不过弯来叫我妈妈，但都能礼貌地称呼我阿姨，这对于特别容易满足的我而言，已经满心欢喜了。春节过后，我和王亮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。
2001年3月，在王亮一个亲戚的帮助下，我顺利进入兴宁一家酒店当面点师傅，王亮仍旧在建筑工地搞预算、出纳工作。生活虽然忙碌而清苦，但我们都觉得无比的充实与快乐，毕竟我们是在为美好的将来而努力着。
随着两个儿子升上高中，学习费用随之增大。眼看夫妻俩每月的工资除去儿子的开销外，所剩无几，家庭生活捉襟见肘。当时，我的公公、婆婆在台湾居住，我和王亮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：我到台湾去做工，毕竟我所掌握的厨艺在台湾较容易找到工作，而且在台湾做工工资会相对高一些，王亮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。说干就干，在公公、婆婆的打点下，我很快在台湾找到一份厨师的工作，虽然远离丈夫，可想到我能挣到比以前高出好几倍的工资，能让家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，这短暂的分离又算得了什么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每月领到工资后，除去自己的日常开支，剩下的我总是第一时间寄回家里。在同一酒店工作的姐妹得知后，都说我是傻子：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何不留下一部分作私房钱呢？我却认为，我既然嫁王亮为妻，他的家就是我的家，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应该和他并肩创造幸福生活，共同收入，共同支出。
2004年6月，大儿子如愿考上重点大学，当他在电话里欢天喜地地把喜讯告诉我时，我感到无比的欣慰：自己的辛苦终究没有白费。随后，王亮告诉我说家里的钱已不够支付儿子第一学期的费用，要我想办法尽快凑足5000元寄回来以解燃眉之急。放下电话，我马上向要好的同事阿丽借来3000元，再加上我手头仅剩的2000元一并寄了回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更加卖力地工作，以求工作更出色能得到老板的加薪，同时也更加省吃俭用了。我心想：现在辛苦一点无所谓，四年过后儿子大学毕业，苦日子也就熬到了头，到时候再与家人团团圆圆，和和美美地过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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