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雪琴打电话，她说：“我们没再住那房子，那房子还是你走时的样子，因为一住进去就伤心。”
我约她吃饭，顺便想看看孩子。
她瘦了、黑了，孩子也瘦了，我鼻子一酸。这才发现，她们还在我心里。
我给她们夹菜，她们说：“谢谢！”居然这样客气。她们问我在北京是否还好，我点了点头。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得太匆忙，一点儿也不好。我掏出钱来给她们，女儿说：“不用，我不用你的钱！”
“雪琴，你再找个男人吧！”我劝她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心如刀扎。
我回到北京，骆娜娜大闹。她不允许我再和前妻联系，并且时常翻看我的通话记录，查看我的信息，夫妻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。
她在北京有了小圈子，夜夜笙歌，去泡酒吧，玩前卫艺术。有个诗人在北京西山搞前卫行为艺术，十几个裸体男女叠在一起，这其中包括骆娜娜。
我知道后大发雷霆，我这一代人根本理解不了这批人在干什么、想什么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和骆娜娜之间是有代沟的。
我们之间开始争吵，为钱、为自己的观念。我喜欢喝茶，她说茶太中庸，她喜欢喝饮料，说饮料刺激；我喜欢安静，她喜欢召来一帮人开party；我想要孩子，她却要丁克……
我们越离越远，当初的感官刺激抵御不了我的失落。这时，我病了，被查出可能患有胰腺癌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下意识地拨通了雪琴的手机。
“你怎么了？”雪琴焦急地问。
我蹲在北京的马路边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可能得了绝症。”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她果然说到做到，在我进手术室的时候，她赶到了。她俯下身子说：“没事的，你还年轻，不到40岁，会没事的。上天会保佑你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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