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11月，袁庚正在广州住院。林鸿慈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看他，向他汇报了招生的情况，特别谈到了王潮梁的问题。
袁庚很激动。
“小王是不是党员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不是党员就好办些。不知他有没有胆量，开个头，那里不肯放，就辞职！我这里收。最多就是人家去告状，最后告到国务院。我就想有一两个同志来开这个先例。告到国务院，我们就把这个同志的情况报上去，中央领导会支持我们。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就希望我们能捅开‘干部私有制’。现在人才浪费问题太严重。人在本单位不充分发挥其作用，又不让调，这个局面不打开是不成的！”
林鸿慈被袁庚打动了，写信把这次谈话内容告诉了王潮梁，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去做说服疏通工作。终于，用不着王潮梁辞职，单位同意放人了。1982年，王潮梁来到蛇口工业区。
余昌民，清华大学第一届企业管理系毕业的研究生。他原是清华电机系自动化专业1970年的毕业生，工作了八九年，深感中国企业管理的弊病大多，1979年回到清华攻读企业管理研究生。他想到蛇口，清华不放。袁庚亲自己做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工作，“刘达同志，把小余给我们吧，我们迫切需要企业管理的专门人才。”最终使余昌民来到蛇口。
袁庚还给刘达写了一封感谢信，其中有一段话说：
关于小余之事，同志们对您大公无私精神至为赞佩。清华失一小余，无妨大局，蛇口得之，如虎添翼……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，工业区将受其惠。
重感情的刘达，把这封信送给了余昌民，让他留作永久的纪念。
顾立基，清华大学毕业，当年在清华成立企业管理爱好者协会，成员1000多人，他想做厂长，想到蛇口，而周围朋友对他非议很多，认为他野心太大。
袁庚亲自己到清华找顾立基沟通，谈话支持顾立基。他说对顾说：“你的选择是对的。蛇口大有用武之地。我们为什幺要在蛇口办一个工业区呢？为了在那块地方搞改革，搞全面的改革，从企业管理、人事制度到工资制度，都要改，不改没有出路。过去三十年，极左的思想、僵化的体制把我们害苦了。1979年初我们刚到蛇口的时候，海湾里还发现偷渡者的尸体，都是青年，他们为什幺要跑？因为我们穷！‘四人帮’搞什幺‘政治边防’，越搞跑的人越多，一些村子的青壮年几乎跑光了，真叫人欲哭无泪！蛇口对面就是香港的元朗，相隔只有六浬，晴天能看到它的高楼，它就是在我们动乱期间发展起来的。我们再也不能瞎折腾了，必须把经济搞上去，这就必须改革落后的体制。蛇口工业区虽然只有2．14平方公里，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过是九牛之一毛，我们改革成功了对全国就有很大的意义。万一我们失败了，也只是九牛一毛，无伤大局，当然，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成功，避免失败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是老了，当我们觉悟到要有所作为的时候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……”刘丹一，江苏海门人，祖先以种花和养盆景出名，有“田状元”之称，他自己也从小就酷爱种花。1940年参加新四军以后，没有了种花的闲情逸致，十年动乱中靠边站，这种爱好才又恢复起来。他种的花在北京颇有名气了。刘亚民种花的历史较短，才三年，但由于潜心研究，也称得上种花里手了。他们两位都是北京月季花协会的理事，各自种着几百棵月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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