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主任冯铁建认为，应加强对艾滋病人的心理支持、社会救助

被歧视

我到别的科室拿试剂，本来用一点就够了，但对方会让我全拿走，就像艾滋病人买肉，卖肉的会砍下一大块肉给他让他快走。

受尊重

跟他们(艾滋病人)交朋友挺好，他们特别友善，非常尊重我们这些搞防艾的医务人员，甚至把我们放在很崇高的位置。

发倡议

如果艾滋病人被社会排斥，肯定容易有反社会行为，这需要民政、妇联、社区居委会、非政府组织等一同来努力。

■人物档案

冯铁建，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主任，现年40岁，湖南湘潭人。冯铁建1992年从湖南医科大学微生物免疫学专业硕士毕业后，在深圳市东湖医院从事两年多的肝炎防治工作，1995年进入深圳市卫生防疫站(现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)从事流感防治工作，1996年开始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至今，是我国最早开展艾滋病临床抗病毒治疗的医师。

也曾后悔想过退出

有几次试管破了，里面装的艾滋病人的血样洒在我手上，那种感觉非常恐惧

记：你怎么和艾滋病结下了不解之缘？

冯：最早我们市防疫站里有个艾滋病初筛实验室，1996年站里要申报艾滋病确认实验室，艾滋病确认工作很敏感，不能出差错，要求工作人员吃苦耐劳，细心而有责任感，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。而我比较符合条件，那年5月，领导就找我谈话了，我当时也没考虑太多，既然领导让我做就试试看吧。

记：这个选择给你带来了什么？

冯：做防艾工作真是甜酸苦辣都有啊！我感到不被理解，社会上不光对艾滋病人歧视，对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也歧视。单位里其他科室的同事和我都保持着距离，有时我拍拍某个同事，他都会闪开说：“哎，你别拍我。”有时要用到别的科室的检测仪器设备，对方往往会说“艾滋病传染性太强，别在我们这做”。我到别的科室拿试剂，本来在那用一点就够了，但对方会让我全拿走，就像艾滋病人买肉一样，卖肉的会砍下一大块肉给他让他快点走。去食堂吃饭也是这样，从别人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上，我都感到别人害怕我把艾滋病毒传给他们。

记：那你的家人能理解吗？

冯：妻子整天都担心，反复交代注意别感染。妻子希望我能换个工作，女儿也说要我换工作，她从不和同学说自己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，只说是专家。

记：你自己的感受呢？

冯：心理压力很大。做实验研究时，有几次试管破了，里面装的艾滋病人的血样都洒在我手上，那种感觉非常恐惧。这种情况出现了5次，一次是血袋破了，一大袋血全都泼在身上，还有一次被吸取血样的吸嘴戳到手上去了，我十分担心自己可能会感染，却不敢和老婆孩子说，出现这种意外顶多跟单位分管领导报告，不能太张扬，怕来自外界的压力太大。

记：即便这么多压力和风险，你还是坚持把防艾工作做下去？

冯：也不是，自接触这个工作后，我也曾后悔，想过退出，我曾跟领导假装开玩笑说能不能换个工作，但领导说“你的工作很重要，你也做得很好，不用换”。我从来没想过要跟艾滋病打一辈子交道，但现在看来，没有其他情况的话，这辈子得一直和艾滋病打交道了。

记：这个交道你打得似乎十分投入。

冯：我说过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，做事非常严谨，对工作质量要求非常高。1996年深圳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防艾工作，一开始还只是做实验室检测和分析，1997年时我拿到一个课题，把实验室和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做，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并发表出来，比如我在全国最早发现了不同亚型艾滋病毒的混合感染，即当一个人有多种高危行为时，如吸毒、卖淫行为同时都有，这个人就有可能同时感染到两种甚至更多种不同亚型的艾滋病毒，当时我发现了3例这种情况的病例。后来我在防艾领域的研究不断有些成果，到1999年就小有名气了，现在还被聘为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。

艾滋医生也是心理医生

患上艾滋病连至亲都不愿告诉，但病人需要一个宣泄口，治疗医生就很容易成为心理医生

记：你感到做防艾工作和做其他医疗卫生工作有什么区别？

冯：做防艾工作最累最苦风险最高，整天面对的群体既是危险群体又是弱势群体。看着艾滋病人逐步走向死亡，即使病人再有钱也不忍心让他对我有所回报，反而时常要资助他们。记得有个刚从河源来深圳两星期的19岁男孩，在一次无偿献血时被发现感染艾滋，据了解可能是被女朋友传染的，当时这男孩是在一家商场的食品柜工作，我告诉他不能再干食品工作了，最好回老家，他说没有钱回家，我就给他两百元做路费，他很感动，说回家务农，绝不会做危害他人的事。

我还要充当咨询员的角色，生了其他病，病人会乐意告诉别人从而得到关怀，而患上艾滋病就连至亲都不愿告诉。但病人需要一个宣泄口，艾滋病的治疗医生就很容易成为这样的宣泄对象，成为他的心理医生。有个女病人结婚怀孕后被诊断出有艾滋病，最后孩子做了人流，丈夫也和她离了婚，绝望的她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向我哭诉，一天甚至打几次，我不断耐心地安慰她，还从我自己的课题经费里挤出钱来为她治疗。一段时间后她终于平静了下来，又找到工作去上班了，她对我说：“如果没有你，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了

记：经常接触这种很悲情的人群，会否使你总是难以快乐起来？

冯：的确，面对这些病人，自己的心情会受到很大影响，总是那么灰调忧郁，总会从深层次考虑很多人生的问题，难以阳光地生活。在国外，做心理咨询的人规定一天接待病人不超过5个，否则生活会受到影响。我经常跟这些抑郁的人打交道，就要不断自我调整心态。

记：还好，你看上去依然是很开朗健谈的。

冯：(笑)是啊，好在我天性是个比较豁达乐观的人，一向追求一种积极向上、恬适的生活。

记：那你有没有和一些艾滋病人成为好朋友？

冯：当然有啊，比如有个同性恋艾滋病患者，我们逢年过节都会聚在一起吃饭，平时也经常电话联系，有事互相帮忙。这样的艾滋病朋友我还有不少，彼此无话不谈。跟他们交朋友挺好，他们特别友善，非常尊重我们这些搞防艾的医务人员，甚至把我们放在很崇高的位置。

专业队伍还远远不够

特别这两年，有时一天发现四五例，艾滋病流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形势太严峻

记：今年深圳1至10月报告了274例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，为历年之最。你刚从事防艾工作时疫情是怎样的？

冯：深圳是在1992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的，疫情逐年增长。记得1995年我调到防疫站里搞流感防控工作时，听说发现了一个艾滋病人，我都好奇地跑到实验室那边去看艾滋病人是什么样的。1996年我自己负责艾滋病防控工作后，哪怕发现一例也是很新奇甚至很兴奋的，这年全年发现了8例，到1997年全年发现了11例，那时我觉得艾滋病还很遥远，没什么所谓，做防艾工作也没什么太大压力。

记：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？

冯：是的。1998年发现了25例，1999年发现了28例，2000年发现了27例，处于平台期，但到了2001年便出现了一个高峰，发现了74例，明显感到感染者检出速度加快，特别这两年，以前一个星期都查不出一例，现在有时一天发现四五例，艾滋病流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形势太严峻。

记：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，防艾队伍也逐渐扩大了。

冯：1996年我们艾滋病防治科还只有我一个人，这几年陆续补充到6个人，但这个专业队伍的规模远不能适应当前防艾工作的需要。

记：艾滋病人如此剧增，是否存在监管失控的问题？

冯：我更赞成“服务不足”的说法而不是“监管失控”。如果一个艾滋病人他没有违法犯罪，没有危害他人健康和公共卫生利益的话，可以给这些艾滋病人提供服务，而不是监管。不能把他们作为特殊群体监管起来，他们只是病人，只要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服务，如免费治疗、追踪服务等，在此过程中传输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，就能减少艾滋病人的反社会行为。其实我们已经提供了部分免费治疗等服务，但这些服务离现实需求还有距离，光是医疗服务是不够的，还要心理支持、社会救助等，帮助艾滋病人提高生活技能、改善生活状况，提高社会包容性，如果艾滋病人被社会排斥，肯定容易有反社会行为，这需要民政、妇联、社区居委会、非政府组织等一同来努力。

■记者手记

天凉了，请加件友情牌外套

和冯铁建的谈话是在一家咖啡馆里进行的，静谧的空间里，冯铁建两个半小时的谈话里几乎每句都离不开“艾滋病”三字，他始终如同讲述高血压、胃病这些病一样的态度讲述着艾滋病。在这位医生眼里，艾滋病只是他必须去对付的一种普通疾病，艾滋病人也只是他必须去帮助的普通病人。

这场谈话的前两天正是天气转凉的日子，冯铁建给我看了他手机上一条一位艾滋病人给他发的短信：“当瑟瑟的冷风吹起，才发觉浪漫的秋天已悄然而至，这一刻什么都可能忘记，唯独不能忘的是向朋友说声：天凉了，请加件友情牌外套。”

“天凉了，请加件友情牌外套。”这是一位艾滋病人向他的医生发出的友情信号，而当一个人突然被确诊患上了艾滋，他生命的天肯定也陡然变凉，谁又能为他加上这件友情牌的外套？我能吗？你能吗？这个社会能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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