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30岁的关兆山，从法国留学回来后，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里做着管理工作，他说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自己的母亲杨雪兰，是母亲的奋斗和努力，让他和弟弟有机会从东北的山沟里走出来。电话里关兆山的声音，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，感恩之情在缓慢的语气里无限蔓延，“我们有全世界最好和最勇敢的妈妈！”

一个儿子的话语，让记者对这位母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是怎样的一个母亲，怎样马不停蹄地逃离平淡，可以让儿子用这样绝对的字眼来形容她。

闪耀的荣誉

杨雪兰，普通的名字后面，有着非常的人生经历。今年49岁的她，目前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影楼，从2002年到现在，短短两年时间，影楼不仅在深圳做得风生水起，顾客盈门，而且在杨雪兰独到的经营理念推动下，他们将影楼的经营模式，拍摄技巧不断地向外推荐，如今，影楼的加盟连锁店已在全国70多个城市里落脚生根。杨雪兰已经成为一名经营有方的商界女强人。

翻开杨雪兰的履历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记录：1979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，1989年《丹丹的梦》获吉林省影展一等奖；1992年《倦》入选第七届全国人像影展。1993年获全国“中青年优秀人像摄影师”称号。1995年《思》获“适马杯”中国风情摄影赛优异奖；1995年，获全国摄影师金杯奖；2001年，摄影作品《回家》、《妈妈的睡衣》分获中国第十一届人像摄影银奖、铜奖；2002年，获第四届人像摄影十杰殊荣。

杨雪兰办公桌旁有一张与儿子的合影，相片中的杨雪兰淡定自信，柔和的光线，母子依偎的身影散发着温和甜美的气息。

谁也无法想像，这位母亲，12岁就辍学在家务农，18岁时曾因家境贫寒，还不起为哥哥娶亲欠下的200元财礼而多次投井自尽！

“要么去死，要么就走！”

山东昌邑，1974年3月的那个早晨，在杨雪兰的记忆里，是最伤心也是最难忘的，“赶路的脚步声和车轮在沙地里发出的沙沙声，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。”

从家里到县城要走20多里的沙石路，那天早晨，天还没亮，杨雪兰就和父亲拉着车往县城赶，两轮板车上，是一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槐树，杨雪兰拉着绳子在前，父亲则推着车在后，20里的路程，两人一句话都没有。

头天晚上，家里9口人，拿锹拿铲，花了一夜功夫，将这棵祖辈留下的大槐树连根拔了出来，就在这棵树轰然倒下的那一刻，不善表达情感的父母掉下了眼泪，无声的哭泣如同刀子般剐着杨雪兰的心。拔树，是为了给杨雪兰退亲。家里实在太穷了，200元的财礼，只能靠这棵大树。

家里为给哥哥娶亲，将年仅18岁的杨雪兰许配给了临村的一个正在军中服役的小伙子，200元的财礼刚好能让哥哥将嫂子娶进门，“这就是农村人说的换亲！”

那一天，杨雪兰背着一大捆青草从地里回家，从一派热闹的景象里察觉出不同寻常，“饭菜那个香啊，从老远就能闻见。”一家人都站在门前迎着她，姑妈一把拉住杨雪兰的手：“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定亲了！”杨雪兰看见炕头上摆放着一个用红布裹着的脸盆，里面堆着一卷布、几双袜子和几件线衣线裤，“我当时啥都明白了，把青草扔下，扑到床上就大哭起来！”

父亲走进屋，含着眼泪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为了你哥不打光棍，就委屈你了！”

杨雪兰在家排行老三，性格从小就倔强，心气也高，在学校里读书时，各方面都很突出，“文化大革命，父亲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，三天两头被抓去批斗、汇报思想，村里的人都离我家远远的，学校同学也不和我说话，我想不通，特别压抑，就退学回家，心里琢磨着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！”

12岁到18岁的几年光景里，杨雪兰从一个爱说爱笑的女孩，变成了闷葫芦，整天在地里忙着农活，“我特别能干，推粪、割麦子样样农活都比男孩强！”

从天而降的婚事，仿佛一块大石头把杨雪兰本已很压抑的心压得更沉重了，“那一阵，我天天就想着要去死！”

18岁的少女，花样的年纪，花一样的容貌，站在井边，杨雪兰真想跳下去，探头一看，井水里，高挑的身材，俊俏的模样，难道就让这一泓水将自己吞噬吗？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姑姑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，“傻丫头，你可不能动这个念头啊！”

家里人的苦苦哀求，未婚夫家里的催促，杨雪兰只得去部队上看看，“当时就想，兴许对方真的不错呢？”一见，杨雪兰的心彻底凉了！“炮弹一样的矮粗身材，脸膛红红的，我一看就特别反感，要让我和他结婚，还不如让我去死！”她偷偷地从部队跑回了家，一进门，就对惊诧的父母摊牌了，“你们谁看上了，谁去和他结婚，反正我不！”

女儿的斩钉截铁，让父母屈服了，有一天，她听到父母商议，“要不把婚退了，否则她真的去跳井呀！”

上哪里去筹那200元财礼钱？全家人思来想去，想到了门前的那棵大槐树！

“那天早晨，我拉着车，心里特别难受，觉得特别对不起老人。”

“说啥也要走出去！”

树卖了270元。退了婚的杨雪兰一下感觉轻松了许多。从12岁辍学到现在，杨雪兰昔日同学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“他们有的找到了工作，有的结婚了，有的当兵了，而自己依然在家里种田，如果再不找机会，这一辈子就完了！”一向心气很高的杨雪兰决定闯世界，“我想，自己说啥也不能再待在这里，一定要走出去！只有走出去，我的未来才有希望。”

远在东北浑江的叔叔家，是杨雪兰准备去的地方。她瞒着家人给叔叔打了电话，问清了路线，“我向一个同学借了10元钱，加上平日卖青草的6元钱，总共就16元。”

中午吃完饭，她佯装肚子疼，和母亲告了假，待家人都下地后，她急忙开始收拾行装，几件换洗衣服用一个面袋装着，虽说一直下决心走，但真的要走了，她的心还是有着万般不舍，毕竟这里是生她养她的家，这里有爱她疼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。

临走，她给父母留一封信，一边哭一边写，泪水滴落在纸上，留下斑驳的印记……

一张去沈阳的票要23.5元，杨雪兰犹豫片刻，先掏6元买票到济南再说！“呜呜”的火车汽笛，将18岁的杨雪兰带向远方，也提醒着她，真的离开家了，今后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了！

1974年农历4月初四，这一天成为杨雪兰人生的转折点。

“人家都说我疯了”

在叔叔家待了半年之后，杨雪兰被叔叔送到一个铅锌矿上，在那里，她认识了一个矿工，为了能找到工作，能安稳地待在矿上，7天之后，她就嫁给了他。

当上了矿工的家属，杨雪兰才有机会谋得了一个烧锅炉的差事。

烧锅炉烧了两个月，她拿到了她人生第一份工资，125元，“我当时就跑到商店里，买了一架双镜头的120照相机！”

矿上的人听说了杨雪兰的事情，说啥的都有，败家子、不务正业，用这么多钱买个没用的东西，她一定是疯了！

杨雪兰非常清楚自己，“这是圆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梦想！”

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她看见人家拍的照片，觉得非常神奇，“人的模样居然在纸片上，和真人一模一样！”母亲告诉她，千万别照相，“那玩意勾魂呢！”

年少的伙伴们都想去试试这勾魂的玩意，几个好朋友相约来到县城的照相馆，“一个人站在一个大柜子后面，头上还蒙着一块黑布，听他说：别动，坐好了，头往右歪一点，笑一笑！”杨雪兰坐在镜头前，对这个大柜子和柜子后面的人充满了疑惑：“他怎么能看见我们？”

拿到相片后，看着照片里的自己，她更加迷惑，“那个柜子是怎么把我收进去的？”

辍学在家务农的她，听人说来帮家乡搞水利建设的外国专家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，也能把人收进去，为这事，她还和人家争论了好久，她很认真地告诉人家：“不可能，我照相的时候，明明看见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柜子！”

以后，杨雪兰终于看见了像小盒子一样的照相机，“感觉这东西太神奇了，自己一定要用用这盒子！看看到底人影是怎么被收进去的！”

“拍照成了我的爱好”

有了相机的杨雪兰，非常兴奋，马上跑出去，给矿上的孩子拍了很多，不一会儿就照完一卷，等冲洗完了以后，她拿出来一看啥也没有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此后，她就去买有关摄影方面的书回来看。慢慢琢磨和研究，用光啊、曝光度啊，摄影技术就在实践中逐步提高了。

杨雪兰一开始是给大伙免费拍照，他们家有一间半房子，她把厨房那半间腾出来，建了一个暗房，用碗、用盆洗照片。“那时候，矿上没有照相馆，拍照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一来一去，一个星期才能拿到照片。”杨雪兰的照相机，不仅方便了矿上的人，就连周边的乡里村里的人也受益。老是无偿拍，她那点可怜的工资很快就见底了，大家也知道她的难处，后来，就一张收5毛钱的成本费。

杨雪兰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找她拍照片的人越来越多，“其实，我刚拿照相机的时候，并没想去开什么影楼，我是想当一名摄影记者。”

人的梦想，有时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改变，她曾报考报社，但文化课没有过关，“当时就想，没有文化，做啥事都难啊！”那时，她也为矿上拍些新闻照片，给报社发稿，但新闻照片太单调，而且很多时候，并不能按自己的心愿拍，于是，她就努力朝艺术照片的方向发展。

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，杨雪兰无意识的行为，逐渐成了有意识的努力了，“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走我的老路，我要给他们创造好的机会，让他们多读书！”

“欠孩子太多了！”

1979年，杨雪兰决定辞掉矿上烧锅炉的工作，专心做起了摄影师。随着业务量的增多，杨雪兰开始在拍照中使用道具，她花钱请人画了一副油画，又买了很多衣服和帽子，“背着这些东西，我挨村挨户地照！”她给人照相，都是先照，等取相片的时候才收钱，这样的照相方式和经营模式，特别受人欢迎，经常人还没到呢，等着照相的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。

经年累月在外跑，她顾不上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，但孩子却十分理解妈妈的辛苦。关兆山对记者说，在他的记忆里，从来没见过妈妈像其他女人那样看电影、逛公园，“我和弟弟小的时候，妈妈常常背着我们出去拍照。”

先是下乡为人照相，有了积累后，杨雪兰又在白山市开起了影楼，其间，她不断钻研摄影技术和技巧，拍出了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。

而杨雪兰的家，正是有了她日夜的辛苦，昔日贫寒的家境才有了改善，两个孩子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“我感觉自己欠两个孩子太多，但看到他们现在这么有出息，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开心地工作和生活，我的心才有了一些安慰。”

作为摄影师的杨雪兰，因当年生活的窘迫，她没有机会给两个孩子拍什么照片，“拍了几十万张、几百万张照片，就是没给自己的孩子拍什么照片，没有把他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录下来，这点特别遗憾，现在我将镜头对准孩子，虽然有些迟，也算是补偿欠孩子的那种感觉。”

杨雪兰实现了梦想，不仅改变了命运，也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。有这样的母亲，难怪关兆山会说：“我们有全世界最好、最勇敢的妈妈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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