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对老人的经历，现代的年轻人也许只在电影里看到过：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，他们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生死与共、同历艰险，解放后的三反、五反、肃反、文革等，他们又相互扶持、共度难关。现在，他们子孙满堂，在深圳享受着美满的晚年生活。在结婚70周年的纪念日里，两位老人把潜心撰写了4个多月、5万多字的《相濡以沫七十年》一书，作为礼物交给后代，同时也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日子。

8月29日对于许多深圳人来说不过是又一个寻常的周末，不过对于韦健和张若玲这一对88岁的老人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早上5点多，住在福莲花园的他俩一如既往地早早起床。他出门买菜，她在家料理后院的花草。中午，一家4代8个人的大餐，他俩就像变戏法一样端上了桌。这一天，是他和她的70周年结婚纪念日。

韦健和张若玲都是山西省闻喜县人。这一份至今已70年的坚固婚姻，当初是父母主婚的。张若玲原名“引弟”，自小过继到姑母家，并一直和生母及养母共同生活。到了她可以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生母就开始操心。当时生母的表妹介绍了周家的长子周佩璇（韦健）。结果养母却极力反对，只因周家是官宦人家而担心周家看不起张若玲。好在后来养母还是想通了，终于答应了这门婚事。哪想所谓的官宦人家既无存粮又无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只有一位本家亲属在甘肃省当县长，可张若玲并未嫌弃夫家的家底薄。

1934年农历7月14日，一对新人走进了婚姻殿堂。新婚第十天，韦健就听从父命，告别了学业和新婚的爱妻，远离家乡去一家钱庄当学徒。两年多的学徒生涯，社会的丑陋与不公让他如鲠在喉、深恶痛绝，于是他投入到读书写作中，鲁迅、巴金、丁玲……这些名家的作品给了他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。出于对丁玲的热爱，他把爱妻的名字“张引弟”改为“张若玲”。才18岁的张若玲对新婚丈夫出门当学徒，虽是不舍但也没有闹情绪，而是开春忙种瓜点豆，秋后忙种麦收粮；缝补浆洗、纺花织布，她样样都干，深得周家喜爱。

非常岁月

这6年里，他俩就靠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着生活，每月收入仅够买两袋面粉。坎坷的地下党工作，使夫妇俩的感情一日更比一日深。

为党涉险获取情报

学生时代的韦健，就已经接受了“三民主义”、“科学民主”等进步思想。1941年，他经组织安排，到了阎锡山统治区做地下情报工作。1942年8月，党中央情报局正式批准他们为地下情报组织。从此，韦健深入到敌方要害部门，不顾生命危险，尽力创造获取情报的机会。张若玲则成了丈夫韦健的得力助手，她帮助他们跑交通、递送情报、收藏资料，这一干，就是6年。

这6年里，他俩就靠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着生活，每月收入仅够买两袋面粉。每年开春后，张若玲总要随老乡上地里挖野菜吃；收夏粮时，总要带上大儿子去拾麦穗。他们住的窑洞很大，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有一次，韦健把阎军整编的方案偷偷带回家，用毛笔蘸着牛奶抄在一个账本上。从当天晚上的七八点一直抄到第二天早上的四五点。这期间，张若玲就一直守在窗外给丈夫放哨，整整一夜不曾合眼。有好几次，他们因工作过忙顾不上孩子，结果淘气的孩子走丢了。好在有好心人送回来。为了让孩子不丢失，他们只好在孩子的衣服上缝一个有孩子姓名和地址的布条，请好心人发现丢失的孩子帮忙送还。坎坷的地下党工作，使夫妇俩的感情一日更比一日深。

分合聚散此情不渝

对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夫妇俩来说，随时都会陷入险境。1946年10月下旬，因为一个同志的疏忽，情报站被敌人发现了。因为已有便衣在家附近监视，他只好一人越过封锁线，翻山越岭回到解放区。由于牵挂滞留在太原的妻儿的安危，加上长期劳累，他不几天就病倒了。大病初愈后，他回到晋绥公安总局，开始又一轮紧张的工作。后来他才知道妻子张若玲和孩子们是经过了极大的磨难才与他重逢。

在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、几乎走投无路的日子后，1947年9月1日，张若玲带上3个孩子终于离开太原，向解放区走去。一路上提心吊胆，在越过可怕的交错区时除了得小心地雷，还得提防野狼的攻击。辗转走了整整一个月，终于到达晋绥公安总局。

可就因为这段历史，解放后的三反、五反、肃反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等等，他俩都不能避免地作为审查重点被调查一番。韦健一人就戴了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走资派”、“黑五类”等9顶帽子。批斗的苦不算苦，真正的苦是那种不被承认、不被理解的心理煎熬。但凭着对党的忠心与信任，他俩最终还是熬了过来。

桑榆晚景

二老的日子平淡而有意义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凭借坚强的毅力熬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时代，还因为他们以身作则教子有方，造就了一个令人尊敬而又其乐融融的“公安世家”。

充实晚年当“活字典”

全国解放后，夫妇俩进入了太原市公安系统，成为新中国的公安干部。1983、1984年，他们先后离休，开始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。1988年，两老来深圳探望子女，然后就被孝顺的子女留在深圳一起生活。

两老的生活很有规律，早晨5点多起床，用完早餐做完一些家务事后，就开始看报纸；中午看中央台的新闻；小睡片刻后做一个小时左右的剪报工作；傍晚时分，老先生会上一下网，老太太则打理小后院的花草；晚上看完凤凰台的时事节目后在10点左右就寝。子女要给他们雇保姆，他们不同意，就要自己料理一切。

二老共订阅了《参考消息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、《晶报》和《健康报》。他们不光看，还把资料剪下来，然后分类收集。二老整理出来的资料粗略一算，也有400册之多。什么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资料》、《世界政治形势资料》、《俄罗斯多极化战略资料》、《美国发动反恐战争资料》等等，都作了详细的分类及编号。曾被同事们称做“公安厅里活字典”的老先生，现在则成了子孙们的“活字典”，有时在市公安局工作的大孙子写文章需要找相关资料，就找爷爷奶奶帮忙。

公安世家其乐融融

二老的性格刚好互补，老先生天性温文尔雅，而老太太则性情耿直，敢作敢当。在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城市里，二老的日子平淡而有意义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凭借坚强的毅力熬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时代，还因为他们以身作则教子有方，造就了一个令人尊敬而又其乐融融的“公安世家”。这一家子四代同堂，45人中就有22人具备了本科或以上学历。韦健、张若玲二老在公安战线上奋战了四十多年，八个儿女除了一个女儿读文科外其它七个也都是公安战线上的骨干。现在第三代的大孙子也在公安部门工作，可谓是“公安世家”。这样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有着二老倡导的“勤俭持家、对外诚心”的家风。

老太太告诉记者，他们教育孩子更重身教，也正是这“言传身教”使孩子们都承袭了二老“凡事自己动手”的优良作风。二老的10个孙子，除了一个还在读大学外，其他9个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创造新的业绩。

《相濡以沫七十年》自序节选

我们历时七十年的婚姻，是在恩爱相处、并肩战斗、患难与共、扶老育幼的实践中度过的。光阴荏苒七十年，竟像弹指间似的。回首往事，历历在目，清晰可感，不胜感慨唏嘘。若时光倒流，让我们重新选择，当还是如此一个人生。此幸，足以。

……记忆最深的，是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后的艰难遭遇，和解放后文化大革命的洗礼。对前者，我们鼓足勇气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，逃离虎口，胜利回到解放区。对后者，我们经历了精神上的非人折磨，在这场无法估量的风浪中经受了考验，最终排除了各种怀疑和诽谤，还我们历史的清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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