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历

1917年4月，生于广东省宝安县；

1936年，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燕塘分校；

1939年3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；

1944年，担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；

1945年，担任东纵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。

1946年，随部队编入三野，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大战；

1950年，赴越南，任胡志明的情报和炮兵顾问；

1953年，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；

1968年，经康生批准，袁庚被捕入狱；

1973年，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，获释；

1978年，就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，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；

1979年7月20日，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；

1992年，离休。

说起深圳就不能不提到蛇口，而谈蛇口就不能不提及袁庚，这位80多岁的老人。从某种角度上而言，没有袁庚的推动，就不会有蛇口工业区的发展，不会有深圳速度，或许我们的评价过高，或许对袁庚的评价还有待历史的最后评判，然而书写深圳的历史，袁庚的名字无庸质疑是不能抹去的。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察得深圳的辉煌成功的动因。

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

深圳的最初影响，思想方面或许大过经济方面。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这句口号曾在全国引起轰动，由此也让人们有了深圳速度的概念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这句口号出自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之口。1984年1月，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，袁庚向总设计师第一次说出这一句口号，随即得到邓小平的认可与激赏。几天后，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，邓小平引述了这句话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，深圳的街头树立起了写着这个口号的广告标语牌，人们从这个口号牌前匆匆而过。

1978年，做了大半辈子军事、外交工作的袁庚，以六十花甲之年改行搞经济，被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。

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。1950年1月15日，招商局香港分公司的13条轮船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，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。历任交通部长都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，所以副董事长便是实际上的负责人。从李鸿章算起，袁庚是第二十九代了。

香港招商局在极左思想影响之下，单一经营，困守一隅，搞了几十年没有什幺发展。袁庚到任，根据中央定下的“以航运为中心，立足港澳，背靠内地，面向海外，多种经营，工商结合，买卖结合”的方针，以铁腕大力整顿。

袁庚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：

“我到香港的第一课，就是买了一座大楼，非常便宜，只花了6180万（港币）。第一次交订金时，支票2000万。那天是星期五，当时讲好下午两点钟，在一个律师楼里，大家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们开了2000万的支票到律师楼去了，卖楼的对方也有好多人来了。楼下几部汽车停在那里，那个汽车发动机都没有停的。一上去之后，大家一手交货，一手交钱，签字。签完字，对方拿着支票，两个人夹住，下去了。剩下一个老板和我们谈善后的事，那个支票用车以最快的速度，马上存到银行里去了。因为明天是礼拜六了，人家银行关门，礼拜天也关门，假如礼拜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，他要损失3天2000万的利钱，所以他要求按时把支票交给他，我们的财务去了，他回来向我们报告，他说当时那个场面的紧张是很动人的，当然，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想到，资本家对2000万在银行3天的利息为什幺那幺重视，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，3天中就是几万元的利息。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，那就无所谓。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，回家。他没有这个观念！这就是第一课。我也不怕自惭形秽，一窍不通，我接触经济工作，仅仅是在五年多前开始。但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经济工作，毛病之多，简直令人发指！招商局的子公司多的是，一检查，发现支票在家里过夜大家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就是内地理财的办法……很快我就把这个财务换掉了，换了一个华东财经学院毕业的来。他来了之后，我就给他讲这个道理，一个礼拜之内他就能够接受。他说这里理财和内地理财完全是两码事，立即加以整顿。经过整顿之后，财源滚滚而来……这个‘时间就是金钱’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现在很多人骂我，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我发明创造的。中国很早就讲了：‘一寸光阴一寸金’，它说得比我还厉害，时间重于金钱！”

招商局走上轨道，袁庚就考虑进一步的发展了。1979年初，他和有关同志带着蛇口开发工业区的蓝图，到北京向李先念、谷牧同志汇报。先念、谷牧同志很感兴趣，当时同意把整个南山半岛都划给工业区，袁庚还没有这个胆量，只要了2.14平方公里。

不拘一格揽人才

蛇口还在“五通一平”、指挥部只有二十多个干部的时候，袁庚就开始考虑如何培育一支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、革命化的干部队伍。1981年，他排除阻力，毅然决定举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，从全国各地招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。用他的话说，“我是个冒险家，为了蛇口的改革，我从全国各地罗致了一批小冒险家。”

当时蛇口工业区还没有力量派出自己的招生人员，委托交通部属下的交通科学院情报所代为主持，在武汉举行了第一次考试。第一个走迸考场的，是交通部长江航运科研所船体研究室工程师王潮梁，他笔试，面试，成绩优良。主持考试的情报所林鸿慈同志下了结论：是个人才，录取！但是当时，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矛盾：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，干部却是单位私有制。一个单位可以把一个或一批人才冷藏一辈子。

长江航运科研所不肯放人。

1981年11月，袁庚正在广州住院。林鸿慈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看他，向他汇报了招生的情况，特别谈到了王潮梁的问题。

袁庚很激动。

“小王是不是党员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党员就好办些。不知他有没有胆量，开个头，那里不肯放，就辞职！我这里收。最多就是人家去告状，最后告到国务院。我就想有一两个同志来开这个先例。告到国务院，我们就把这个同志的情况报上去，中央领导会支持我们。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就希望我们能捅开‘干部私有制’。现在人才浪费问题太严重。人在本单位不充分发挥其作用，又不让调，这个局面不打开是不成的！”

林鸿慈被袁庚打动了，写信把这次谈话内容告诉了王潮梁，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去做说服疏通工作。终于，用不着王潮梁辞职，单位同意放人了。1982年，王潮梁来到蛇口工业区。

余昌民，清华大学第一届企业管理系毕业的研究生。他原是清华电机系自动化专业1970年的毕业生，工作了八九年，深感中国企业管理的弊病大多，1979年回到清华攻读企业管理研究生。他想到蛇口，清华不放。袁庚亲自己做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工作，“刘达同志，把小余给我们吧，我们迫切需要企业管理的专门人才。”最终使余昌民来到蛇口。

袁庚还给刘达写了一封感谢信，其中有一段话说：

关于小余之事，同志们对您大公无私精神至为赞佩。清华失一小余，无妨大局，蛇口得之，如虎添翼……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，工业区将受其惠。

重感情的刘达，把这封信送给了余昌民，让他留作永久的纪念。

顾立基，清华大学毕业，当年在清华成立企业管理爱好者协会，成员1000多人，他想做厂长，想到蛇口，而周围朋友对他非议很多，认为他野心太大。

袁庚亲自己到清华找顾立基沟通，谈话支持顾立基。他说对顾说：“你的选择是对的。蛇口大有用武之地。我们为什幺要在蛇口办一个工业区呢？为了在那块地方搞改革，搞全面的改革，从企业管理、人事制度到工资制度，都要改，不改没有出路。过去三十年，极左的思想、僵化的体制把我们害苦了。1979年初我们刚到蛇口的时候，海湾里还发现偷渡者的尸体，都是青年，他们为什幺要跑？因为我们穷！‘四人帮’搞什幺‘政治边防’，越搞跑的人越多，一些村子的青壮年几乎跑光了，真叫人欲哭无泪！蛇口对面就是香港的元朗，相隔只有六浬，晴天能看到它的高楼，它就是在我们动乱期间发展起来的。我们再也不能瞎折腾了，必须把经济搞上去，这就必须改革落后的体制。蛇口工业区虽然只有2．14平方公里，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过是九牛之一毛，我们改革成功了对全国就有很大的意义。万一我们失败了，也只是九牛一毛，无伤大局，当然，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成功，避免失败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是老了，当我们觉悟到要有所作为的时候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……”

刘丹一，江苏海门人，祖先以种花和养盆景出名，有“田状元”之称，他自己也从小就酷爱种花。1940年参加新四军以后，没有了种花的闲情逸致，十年动乱中靠边站，这种爱好才又恢复起来。他种的花在北京颇有名气了。刘亚民种花的历史较短，才三年，但由于潜心研究，也称得上种花里手了。他们两位都是北京月季花协会的理事，各自种着几百棵月季。

67岁的刘亚民和64岁的刘丹一都已离休。他们都是相当负责的干部，工资不低，又都有美满的家庭，本应在首都安享天伦之乐，但是袁庚硬是把他们“煽动”到蛇口来了。

“不是袁庚请，我们不会来的。”身材高大、健壮的刘亚民老人说。

刘丹一还向袁庚推荐了一个年轻人，北京月季花协会理事、36岁的龙泉，袁庚亲自写信把他聘请了来，充当二刘的助手。

“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”

其实，蛇口当年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议，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一点。据说，袁在主政蛇口期间，除了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体制外，更是把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都投入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，“我坚信，在中国，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，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，都必然是政治问题。要使市场经济成熟、规范，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。”

说是改革，但是在当年来说，蛇口的许多举措无异于革命，即使是今天看来，也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。“在蛇口的前十年，蛇口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贪污或卷款潜逃的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直选产生的，要定期接受群众的质询和监督。”袁的改革是真刀真枪的，同样也对准了他自己：作为蛇口的最高领导，从84年起，他同样要站在演讲台上，接受群众的质询和选举。

改革还体现在蛇口的言论自由上面。“有一个时期，蛇口在言论方面比较自由，报纸不用审查，只要是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，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谈论都可以批评，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。”可以作为佐证的是1985年的2月，在蛇口最“风光”的日子里，蛇口机关报《蛇口通讯》却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群众来信，批评蛇口的诸多弊病，并毫不客气地请袁庚“学习一下管理、注重一下管理”。事前，报社请袁审稿，遭拒，再次上门请示审批，袁大笔一挥，“原文照发”。文章发表后，在蛇口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，并荣获85年度的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。

就这样，蛇口的不同声音多起来了，甚至“不能让袁庚一个人说话太多”、“袁庚应该退休了”的论调也时有所闻。作为蛇口的“权威”，对这一切，袁庚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甚至是暗许的态度。

这一切都在1988年的春天嘎然而止。88年1月，曲啸、李燕杰等三位“青年导师”来到蛇口，与青年人对话。蛇口的青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与演讲者发生争执，最后被上纲上线为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，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争鸣，这就是著名的“蛇口风波”。

当这场风波愈演愈烈时，袁出面阐明了自己的态度：“我非常赞赏这句话‘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’。。。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。所以，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，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，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，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”。袁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，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，这席话听来仍然振聋发聩。

生意场中的袁庚

1982年在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开幕式上，袁庚宣布装卸费减半，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当时有的同志还不理解，后来事实证明了袁庚的战略眼光，这一措施对于吸引外资起了很好的作用。

在日本三洋（蛇口）公司的开业典礼上，袁庚风趣地对来宾说：

“先生们，我们希望你们赚钱，你们赚钱就是我们的胜利。”

这当然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赚钱。袁庚又对西方石油公司的老板们说：

“先生们，我要从你们的口袋里掏出钱来，是否掏得出来，那就看我的本事了。”

对这些坦率的语言，老板们总是报以掌声。

美国浮法玻璃厂是个技术很先进的厂，简直是一座玻璃城！它生产各式各样的玻璃。有一种钢化玻璃，用25磅大锤从20米外打去，地皮都震动了，玻璃却安然无恙。我们和美国合资，投资一亿美元，引进一座同样的工厂，买他的专利，以后我们就能再建第二个、第三个。这是合算的。谈判的焦点，集中在每年所付专利费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上。

美方要6％，我们还价4％。

美国降到5％，我们还到4．5％。

寸利必争，形成僵局。

袁庚发言了。

“先生们，我们的祖先4000年前发明了指南针，2000年前发明了火药，全人类都在享受这些伟大的成果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要过什幺专利，我们作为后代从来没有因此骂过自己的祖先是混蛋，而是觉得光荣。请问各位，那时候你们的祖先在哪里？恐怕还在树上哩。请各位看看自己的胸前，是不是特别多毛……”

美国人真的低头看自己的胸前，一个个咧嘴笑了。

“不过各位不要害怕，我的意思不是不付专利，而是要求公平合理！”

这是典型的袁庚风格，坦率、幽默而又机智。美国人吃这个。换了我们，说不定会抗议呢！“你骂我们的祖先，士可忍孰不可忍！”

终于达成协议：4．75％，为期10年。

这是相当有利的。某大城市引进一个技术没有这幺先进的英国玻璃厂，专利是5％，时间是12年。

袁庚最后充满激情地说：

“美国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和最坏的东西。我们要学它的长处，但决不能走美国的路！

“世界经济正在衰退，工业结构正在改组。5年前我到世界各地走走，他们还有点生气，现在停滞不前了。

【我要评论】 【关闭】